副溶血弧菌作为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之一，主要侵染海产品而导致食源性疾病发生。近年来监测表明，淡水产品中副溶血弧菌污染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并呈现上升趋势。为了强化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监管和监测，了解污染途径和追溯污染源，构建安全管理体系，分析了近10年来我国淡水产品中副溶血弧菌的污染现状，探讨了其可能污染原因，阐述了阳性菌株优势血清型、耐药性以及毒力基因特点，并展望了未来研究趋势，以期为了更好地控制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污染及减低其引发的食源性疾病提供借鉴。

1 近十年来文献报道不同省份淡水产品中VP的污染状况

　　食源性疾病为我国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主要诱因为致病生物因子侵染食品所致。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污染防控是食品安全的刚性需求，食品不合格的主因是微生物污染，也是导致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细菌是我国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的主要致病菌，非伤寒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Vibrio parahemolyticus，VP)和志贺氏菌(Shigella spp)是主要的3类食源性致病菌，VP则是近20年来我国食源性疾病爆发的最常见的病原菌，往往导致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典型肠胃炎现象。严重时会引起脱水和其它并发症，甚至引起死亡，海产品是VP首要的致病食品和媒介食品。

　　副溶血性弧菌嗜盐畏酸，在无盐培养基上，不能生长，3%～6%食盐水繁殖迅速，属于弧菌属，G-的菌棒状、弧状、卵圆状无芽孢菌，嗜盐性是其主要特征，广泛分布在海洋环境如海水、海底沉积物、海产品及盐渍食品中[4,6]。然而，近年来研究表明淡水产品中VP污染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并呈现上升趋势，且阳性菌株血清型、耐药性以及毒力基因呈现多样化，污染水产品种类不断拓宽。为了强化淡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监管和监测，追溯污染源和污染途径，以期降低或杜绝淡水产品中副溶血弧菌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的暴发风险，笔者分析了近10年来我国淡水产品中VP的污染现状，探讨了其可能污染原因，展望了未来研究趋势，希望能抛砖引玉，为了更好地控制淡水产品中VP污染及减低其引发的食源性疾病提供借鉴。

2 近十年来文献报道不同城市（地级）淡水产品中VP的污染状况[10,12,15-29]

　　我国淡水产品中VP污染具有普遍性

　　由于VP的嗜盐特性，海产品中VP的污染状况监测以及菌株耐药性、血清型、毒力基因等研究较多，表明海产品中VP污染较为严重，污染率25%～40%不等，最高到达80%[7]。对于淡水产品VP的调查，多为监督抽检，专项监测始于2014年在6个省(自治区)的内陆地市开展的常见嗜盐性弧菌的调查，表明淡水鱼中存在VP污染，检出率12.47%且养殖和存养水体均存在VP污染[8]。图1是近十年(2005～2016年)来，各省(市)报道的淡水产品中VP污染水平，污染率数值范围4.7%～41.4%，同省份按年度比较，山东、浙江具有逐年升高的趋势，沿海与内陆省份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到不同地级市调查报告[10,12,15-29]，图2表明淡水产品中VP的污染率数值范围1.39%～80.07%，与报道的海产品中污染率数值范围较一致，说明VP是水产品中常见食源性致病菌。沿海和内陆城市淡水产品中VP中的污染率没有显著差异，笔者认为一方面与水产品跨区流通销售交叉污染相关，另一方面淡水产品水体环境的变化导致VP生境改变，导致VP在淡水水体以及淡水产品中存活和生长。

　　考虑到年度不同，监测样本数量、样本种类以及采样环节的差异，导致各省份、各地市中淡水产品VP污染率的差异;但沿海、内陆省份淡水产品中VP普遍检出，尤其不同城市间淡水产品中VP检出率普遍较高，且沿海与内陆城市中淡水产品VP污染率无明显差异，说明淡水产品中可能存在VP侵染的特定途径及生长环境，与其嗜盐性相悖，故需要针对淡水产品中VP污染水平、生化特征、血清分型、耐药性、毒力基因以及分子水平分型和溯源等进行连续、系统的研究，明确其污染途径、污染源以及菌株特征和消长规律，制定防控措施，阻断其侵染，降低其致病风险。

　　流通环节、餐饮环节淡水产品中VP污染较高

　　目前，调查分析表明流通环节淡水产品中VP污染率偏高，间接印证了交叉污染是淡水产品VP污染途径之一。裴晓燕等调查发现，流通环节、餐饮环节淡水鱼及其存养水体中VP检出率远高于养殖环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淡水养殖场VP检出率依次为淡水鱼 5.81%、存养水体1.89%、水底沉积物1.50%[8]，考虑到养殖场中鱼体、水体以及沉积物中VP存在与交叉污染无关，说明淡水产品中VP存在其他特定污染途径，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李海麟等也发现2006～2015年，广州市超市、肉菜市场、零售店、批发市场中样本VP检出最高，其次为餐饮环节[19,29]，与李叶青等报道结果一致[20]，而农贸市场高于超市，推断农贸市场摊位密集、摆放随意，交叉污染严重于超市;餐饮单位VP较高污染，可能与加工流程和人员有关。同时考虑到海产品和淡水产品中VP污染水平因地域不同而差异较大，荆门市淡水产品和海水产品中VP检出率均最高，分别为20.6%和 48.3%，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发现在淡水产品有较严重的弧菌污染情况[31]，而湖州市冰鲜保存淡水产品与鲜活保存海产品中VP检出率最高，分别为66.67%、 37.50%[26]。表明淡水产品中VP污染途径多样，故针对流通环节、餐饮环节开展VP专项监测，掌握VP污染途径，以期阻断其侵染降低风险，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季度(7～9月份)淡水产品中VP污染严重

　　副溶血弧菌生长温度范围为5.5℃～47.3℃，最适生长温度为34.6℃[32]，因此温度是VP生长的主要因子之一，加之我国7～9月份平均温度最高分别为21～30℃、20～30℃、16～26℃，利于VP增殖，故7～9月份是淡水产品中VP高污染的时间节点。研究报道，2014～2016年湖州市VP检出率在2～6月的检出率相对较低，7～10月的检出率相对较高，9月最高达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26];2009～2014年广州市第3季度VP检出率最高，为18.48%，其次为第2、1、4季度[19];2011～2013年防城港市7～9月VP检出率高于5月、6月、10月，因为夏秋季节温度适合VP大量增殖[20];2015年浦东新区则是8月VP平污染率最高达到45.2%，1月份最低为20%[28]。

　　淡水产品中VP血清型、毒力基因型、耐药性研究现状

　　副溶血弧菌的血清型、毒力基因型以及耐药性是其生物学特征，对于VP致病防控具有主要意义。尤其是VP分为致病菌株和非致病菌株，溶血素是VP致病的主要因素，包括：致热性溶血素( thermostable direct hemolysin，TDH) 、 类溶血毒(thermo stable direct hemolysinrelated hemolysin，TRH)、不耐热溶血素(Thermolabi lehemolysin，TLH)，具有溶血活性、肠毒素和致死作用[33,34]，其毒力基因分别为Tdh、Trh。尽管淡水产品中VP生物学特征报道较少，但也表明O群为其主要血清型，毒力基因以Tdh-、Trh-、Tlh+为主，存在耐药菌株(包括多重耐药)。湖州市水产品中VP的血清型以O3血清型为主，其次为O4血清型,毒力基因型分以Tdh-、Trh-为主，占42.08%[26]。吴青等报道分离80株VP，均为Tlh+、Trh-，1株Tdh+，O抗原分型率达到97.5%，主要为O2、O1、O5群，O2群为最主要占35%[12];姚雪婷等分离到O1为优势血清型，其次O10，毒菌株则为O1和O3[13]。近十年来，淡水产品中分离的VP往往Tdh+携带率偏低[14,35]，且绝大部分是Tdh-、Trh-[10,14,18,23,35];表明多为非致病菌株。耐药性方面，张秀丽等报道分离80株VP同时耐链霉素、氨苄西林的有13株，耐复方新诺明、甲氧苄啶、链霉素有3株。

　　淡水产品中VP研究趋势与展望

　　近十年来研究表明，我国淡水产品中VP污染率处在较高的水平，且分布广泛，地域间污染率差异较大;流通环节中淡水产品的VP污染水平高，可能与交叉污染有关，但不排除淡水产品中VP有特定的污染途径;第三季度是淡水产品中VP高污染的时间节点;淡水产品中分离的VP菌株多为O抗原群，Tdh-、Trh-、Tlh+菌株，非致病菌株占绝大多数，Tdh+菌株所占比例较低。尽管淡水产品VP研究时有报道，但却未针对VP在淡水产品中消长规律、生物学特征、分子分型、溯源分析以及防控措施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笔者认为今后研究重点为，其一，借助于国家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平台开展淡水产品中VP专项监测。将淡水产品中VP监测纳入国家监测计划，全国范围开展专项监测，涵盖养殖环节、流通环节和餐饮环节，监测样本包含80%及以上淡水产品类别且包含环境样本，进行VP定量检测，分析其污染特征及污染规律，明确污染源、污染途径，阳性分离菌株进行生化鉴定、血清分型、耐药试验、分子分型、毒力基因以及与食源性疾病监测VP菌株进行溯源分析;其二，推进水产品中VP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基于核酸指纹技术的敏感、高效、快速、可靠快检技术的研发;其三，基于预测微生物学研究方法，尤其分子生物技术的应用，构建模型;探索淡水产品中VP在养殖、贮运、销售以及餐饮加工环节消长规律，尤其致病菌株生长规律，并结合地域膳食特点推进食源性致病菌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其四，针对水产品中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特征和消长规律，推进防控措施的探索，积极推进水产品养殖、贮运、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和应用，实现对食源性污染的有效控制，降低食源性疾病发生。